农药减量挖掘包装容量的秘密

农药减量挖掘包装容量的秘密

一、引言

相关研究侧重于讨论面向消费者的最终消费品,尤其是食品包装容量对产品用量的影响(Aerts and Smits,2017),鲜有研究探讨工业品包装容量对其用量的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工业和服务业可以采取流水线作业,使得生产投入品具有标准化与精准化特征,因此生产投入品用量受到包装容量影响的概率极低。不同的是,农业生产具有高度的自然依赖性,要求生产者根据自然状况变动灵活决策,这使得农业生产的标准化面临天然约束,难以用统一的标准指导农户进行包括农药使用在内的生产行为决策。与之相关联,农业投入品的包装容量问题也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已有专家呼吁化肥农药包装需要小型化。

例如,王家业(1999)曾指出,在农资市场上,尿素普遍的包装容量是每袋50公斤,农药包装容量一般是200ml、250ml、500ml和1000ml等几种,这与农户较小的土地经营规模并不匹配,给农民使用化肥农药带来了诸多不便。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显示,1990-2019年,中国平均每公顷农药用量是世界平均每公顷农药用量的4.70倍,分别是美国和德国平均每公顷农药用量的4.43倍和3.40倍。已有研究提出规范农户农药使用行为的具体策略:一是技术改进策略,包括使用生物农药替代传统农药以降低成分毒性、改善施药工艺以减少用药损耗等(张露和罗必良,2022);二是行为激励策略,主要通过传播绿色理念和强化经济激励纠正农药滥用行为(王常伟和顾海英,2013);三是组织化生产策略,包括通过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蔡荣等,2019)、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和鼓励生产性服务外包(张露和罗必良,2020)等促进农药减量。然而,已有研究相对忽视包装容量对农药用量的影响。本文试图打开农药包装容量的“黑箱”,通过分析包装容量影响农药用量的作用机理,揭示减少农户农药用量的新路径。

二、包装容量与农药用量:机理分析

(一)包装容量影响农药用量的内在逻辑

本文重点考察包装容量隐含的功能专用性、质量可靠性、储存风险性信号显示,对产权转移成本(即采购成本)与产权实施成本(即使用成本)的影响,揭示包装容量通过作用于农户用药行为规范化程度影响农药用量的理论机理。

1.大容量包装减弱农户的采购成本感知。对正价商品而言,由于商品定价遵循“量大从优”原则,因此依照“大包装、低单价”的刻板印象,农户易于对包装容量更大的农药产品产生低价感知。又由于农药在质量和价格等方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农户在购买农药时,还需要付出一定的非货币成本,例如农药质量甄别成本、议价谈判成本等。因此,大容量包装不仅意味着农药的单位产品价格更低,而且意味着相关的交易费用更低,所以大容量包装能够降低农户的农药采购总成本感知。

2.大容量包装增强农户的使用成本感知。当农药的包装容量较大时,其可用总量和可使用次数增加,这使农户记录农药用量和施药时间的劳动投入增加,形成用药情况精准记忆的难度更大。同时,农药包装容量越大,包装的开口可能也越大,农户使用农药时精准量取所需用量的劳动投入也会增加,由此易于导致过量使用。此外,由于单次购买量过多,还可能产生农药长期储存的空间占用成本、为维护储存安全性的额外劳动投入等。可以认为,包装容量的增大可能增强农户对农药的使用成本感知。

3.低采购成本抑制农户的规范用药行为。用药行为的规范性一方面表现为用药量取的精准性和用药记录的完备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剩余药品处置的合理性和施药设备清洁保存的正确性(关桓达等,2012;杜江等,2016)。通常来讲,购买者对产品的稀缺性感知或采购成本感知越低,越难以激发其对产品审慎规范的使用行为。小容量包装的农药采购成本较高,更可能激发农户“精准量取用药剂量”的行为,避免过量使用与滥用农药现象。

4.高使用成本抑制农户的规范用药行为。因为农药喷洒不仅要求穿戴防护用品,而且兑水后的药剂重量骤增,因此喷药作业的劳动强度较高。农村的老龄和女性劳动力,既无力承担高强度的农业劳动,也难以掌握足够的农业生产技术(吴惠芳和饶静,2009)。在此情形下,大容量包装导致农药量取精准性存在障碍、长期储存成本和保管风险增加,可能进一步弱化农户的规范用药行为,使农民出现为了降低储存成本或体力消耗等使用成本而随意用药的现象。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和假说2。

H1:大容量包装的信号显示会增加农户的农药用量。

H2:包装容量通过影响农户用药行为规范化程度作用于农药用量。

(二)包装容量影响农药用量的情境分析

农药的种类多样,而且气候变化感知、种植类型、劳动力转移和土地经营规模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变动,使得包装容量对农户用药行为决策的影响趋于复杂。

1.包装容量、气候变化感知与农药用量。随着气候变化加剧,病虫害的发生概率增加、危害性增强,突出表现为气候变暖使害虫繁殖力增强、发育期缩短、暴发时间提前且周期延长,同时出现向高纬度地区蔓延的趋势(Tudi et al., 2021)。而气候变化所引致的病原体和害虫变异,还可能导致农户的经验性知识难以有效辅助用药决策。农户用药决策时的风险预期增加,会倾向于选购大容量包装的农药,以增加农药用量,降低减产风险。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H3:强气候变化感知会增强大容量包装对农药用量的促进作用。

2.包装容量、种植类型与农药用量。随着种植作物品种数量的增加,作物可能发生的病虫害类型增多,用药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强。当用药决策的知识需求超出农户经验性知识范围时,农户可能出现盲目用药和过量用药行为(李昊等,2017)。而相较于常规的种植制度,农户因缺乏对新种植制度的认知,难以把握新种植制度下的最优农药用量。部分农户甚至可能为降低新种植制度的高风险预期,而采购大容量包装农药并增大用药量以降低作物种植风险。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4和假说5。

H4:种植多元品种作物会增强大容量包装对农药用量的促进作用。

H5:采用新种植制度会增强大容量包装对农药用量的促进作用。

3.包装容量、劳动力转移与农药用量。伴随大量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老龄和女性劳动力增加,造成高强度的农业生产活动无人承担,而且阻滞科学规范种植模式的推广运用。同时,农户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加,可用于投入农业生产的资本条件显著改善,于是农户对农药等生产要素价格的敏感性下降(王建华等,2016)。由此,劳动力转移可能促使农户形成对大容量包装农药的偏好,并强化包装容量对过量用药行为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6。

H6:劳动力转移会增强大容量包装对农药用量的促进作用。

4.包装容量、土地经营规模与农药用量。在农地“均包制”背景下,小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相对有限,难以达到无人机等智能化农药喷施设备作业的经营规模门槛,无法共享现代科技进步对生产效率改进的积极效益。土地经营规模达到雇用机械或购置机械规模门槛的农户,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农药喷施作业会降低甚至消除包装容量对生产投入的影响。所以小容量包装的农药减量效应存在土地经营规模阈值,农户的农药用量与土地经营规模呈倒U型关系。而狭小且分散的地块使农地产权实施成本增加,可能与大容量包装造成的农药实施成本增加形成叠加效应,强化农户的不规范用药行为,使得农药用量大幅增加。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7和假说8。

H7:包装容量对农户农药用量的影响与家庭经营规模呈倒U型关系。

H8:地块规模狭小会增强大容量包装对农药用量的促进作用。

三、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1年6~7月份在湖北省的农户问卷调查。课题组在湖北省江汉平原水稻主产区开展抽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551份,有效问卷1360份。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药使用量,用农户单位面积农药使用量来衡量。考虑到不同品种作物的农药使用量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仅考察农户在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农药使用量。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农药包装容量,用农户购买农药包装的容量大小来衡量。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偏误,本文选取地形作为工具变量。

3.控制变量。户主个体特征包括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家庭农业经营特征包括样本农户家庭的农业劳动力个数、土地经营目标、经营土地来源等;村庄特征包括村庄土壤类型、农药平均单价和村庄公路干线距离等。同时,本文引入村庄虚拟变量,控制村庄层面的固定效应。

4.机制变量。本文选取用药行为规范化程度作为机制变量,具体用农户用药过程所记录的信息种类数对用药行为规范化程度进行测度,信息种类与《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一致。

(三)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控制村庄虚拟变量的回归模型,并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考察农药包装容量对农户农药使用量的影响。工具变量法是解决内生性偏误的有效方法。为此,本文选取农户居住地的地形作为包装容量的工具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此外,本文选取用药行为规范化程度这条作用渠道,考察包装容量对农户农药使用量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引入气候变化感知、种植类型、劳动力转移、土地经营规模等4类变量,将其分别与核心解释变量包装容量相乘生成交互项,进行异质性分析。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回归1结果显示,在未控制户主个体特征变量、家庭农业经营特征变量、村庄特征变量的情况下,包装容量对农户农药使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包装容量每增加1ml,农户平均每亩农药使用量增加0.003kg。由回归2和回归3结果可知,当控制户主个体特征和家庭农业经营特征以缓解遗漏变量偏误后,包装容量系数估计结果分别为0.040和0.034,明显大于回归1的估计结果,这说明若不考虑户主个体与家庭等因素的作用,则会低估包装容量对农药使用量的影响。回归4进一步控制村庄特征变量后,包装容量对农户农药使用量的影响同回归3基本一致,且核心变量系数大小也未随着更多特征变量的加入而大幅变化。H1得以验证。

(二)包装容量影响农药使用量的作用机制分析

大包装容量会抑制农户的规范用药行为,而用药行为规范化程度的弱化均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农药使用量。当基准模型纳入机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包装容量的系数由0.034变成0.024,这表明包装容量对农户农药使用量的一部分促进作用通过改变用药行为规范化程度这条路径实现。进一步地,本文采用Gelbach(2016)的做法对上述影响机制进行量化。结果表明,包装容量对农户农药使用量的影响,40.07%可由用药行为规范化程度这条影响路径进行解释,H2得以验证。

(三)包装容量影响农药使用量的异质性分析

气候变化感知与包装容量交互项的估计结果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气候变化感知能够显著增强大容量包装对农户农药用量的促进作用,H3得以验证。随着水稻种植品种数的增加,包装容量对农户农药使用量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H4得以验证。相比于采用单季稻和双季稻等种植制度的农户,采用再生稻种植方式的农户包装容量对其农药使用量的促进作用更强,H5得以验证。劳动力转移比例提升显著增强包装容量对农药使用量的促进作用,H6得以验证。纳入家庭经营规模的平方项及其与包装容量的交互项进行估计,交互项变量显著且系数为负,说明包装容量对农户农药使用量的影响随家庭经营规模扩大先增后减,H7得以验证。平均地块规模与包装容量交互项变量显著且估计系数为负,表明随着平均地块规模扩大,包装容量对农药使用量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H8得以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药的大容量包装能够显著增加农户的农药使用量。第二,包装容量通过影响农户用药行为规范化程度作用于农药使用量。第三,情境因素的变动,包括气候变化感知增强、种植多元品种和采用新种植制度、劳动力非农转移、地块细碎化,均可以显著增强大容量包装对农户农药使用量的诱导作用。第四,随着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包装容量对其农药使用量的影响在初始阶段呈增强趋势,但土地经营规模超过临界值16.667亩后,包装容量对农药使用量的影响减弱。

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农药减量并非单纯的农户行为或政策引导问题,而是与农业化学品的工业设计尤其是包装容量设计紧密关联。在农业家庭经营制度下,应该重视通过优化包装容量设计引导农户规范化的用药行为。小农户面临由气候变化引致的病原体和害虫变异、由种植新品种引致的高风险预期、由劳动力转移引致的劳动禀赋不足和由地块细碎化引致的农药使用量记忆困难,均可能对农药减量产生不利的影响,而较小农药包装容量的信号显示能够有效地抑制这些负面作用。此外,进一步促进农地流转,加快发展农业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化服务,改善土地经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规模经济性,将有助于弱化大容量包装对农药使用量的不利影响。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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