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我们如何应对?(上海人口数量2022年统计)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2022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人口负增长大势已定

人口负增长,我们如何应对?(上海人口数量2022年统计)

第一,数量上,总人口负增长的步伐越来越近。总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

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2万人,死亡人口998万人,自然增加人口204万人;2021年出生1062万人,死亡 1014 万人,自然增加 48 万人,无论是人口年度自然增长规模,抑或自然增长速度,相对于14.12亿人的总人口规模而言,中国已经实质性进入零增长值域,人口负增长在“十四五”期间到来已既成事实。联合国人口预测判断,中国人口将在2023年步入负增长,同年,中国人口总量将首次少于印度人口总量,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将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实现人口负增长的亿万人口大国。

第二,空间上,人口负增长正在由点及面不断扩张。户籍人口考察,1993年,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由正转负,成为户籍人口负增长的起“点”,尽管如此,每年大规模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扭转了上海户籍人口持续几十年自然负增长局面,维持了上海常住人口数量的持续扩大,不断巩固上海全球特大城市的地位;紧随其后,北京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逐年下降,2003年降至-0.09‰,之后一直在-1‰至1‰之间徘徊7年,基本保持人口零增长态势。2021年,全国公布了自然增长的28个省市自治区(天津、安徽、四川未公布人口自然变动数据)中,海南、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湖南、江苏、上海、湖北、河北、山西 11个省市的人口自然增长已经转为负值。考察常住人口,1997年,重庆是中国常住人口进入负增长的起“点”;2010—2020年期间,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山西6个省份相继实现了常住人口负增长;2021年,已有黑龙江、天津、吉林、云南、辽宁、河南、甘肃、湖南、山西、河北、贵州、内蒙古、新疆、江西、陕西、北京16个省市的常住人口步入负增长,占到省级行政单位的一半以上,合计覆盖全国人口的46.2%。无论是户籍人口自然增长,还是常住人口年度增长,人口负增长由点及面的大势已成,未来还将进一步扩展。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补偿目的地自身下降的生育率,缓解区域间人口负增长及后果,但若几乎所有地区的生育率和人口数量都呈现下降时,人口迁移和流动也就不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各地出现人口全面负增长的景象将只是时间问题。

第三,结构上,人口负增长具有递次性特征。该特征主要体现在不同年龄段人口上,一般遵循出生人口、少儿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老年人口渐次负增长的顺序。据统计,常态化的年度出生人口负增长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尽管个别年份(尤其是2013年调整生育政策以来)出生人口有所回增,但减少的大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0—14岁少儿人口和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分别从1994年、2012年开始负增长(见图1① );总人口即将在“十四五”期间启动负增长;预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在2055年开始负增长。少儿人口负增长的主因是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和生育率的下降,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拐点恰好是少儿人口负增长拐点后延18年,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决定性原因是该队列人口出生时人口规模的减少。老年人口负增长拐点是少儿人口负增长拐点后延60年,其决定因素也是该队列人口出生时规模的减少。现阶段,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的力量强于老年人口增力,导致总人口向负增长逼近。

第四,时间上,人口负增长阶段性特征显著。在负增长早期阶段,处在人口规模庞大的惯性之中,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特点不会根本改变。目前,我国进入零人口增长阶段,意味着人口总量已达峰值,14.2亿人左右就是中国人口的最大值,未来的生育率假设只要保持合理区间,人口总量2035年前依然在14亿人左右,2050年在13亿人上下;劳动年龄人口会从目前的9亿人左右降至2050年的6—7亿人,届时比发达国家总和还略多。但是,中远期阶段,必须高度重视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后果,尤其是超低生育率。如果生育率继续下跌至1上下,且一直维持下去,总人口在21世纪中期将降至12.3亿人,世纪末减至4.9亿人。所以,如果低生育率足够低且维持时间足够长,将引发人口数量的大幅减少,形成低生育率陷阱,引发人口总量危机。

第五,微观上,婚姻家庭多元化趋势显现。第二次人口转变之前,婚姻、家庭和生育之间存在坚固链接,普婚普育是基本特征,如今三者之间的关联逐渐弱化甚至分离。从婚姻状况来看,中国适婚年龄人口未婚率较20世纪90年代有显著提高。一方面,因长达40多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适婚年龄段男女性别失衡严重,2020年 20—40岁适龄婚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 1752万人,男性因为适龄女性缺失而“失婚”严峻;另一方面,受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盛行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等影响,婚姻逐渐成为个人选择而非人生必需品,加之生物医学技术发展和人口政策调整为非婚生育提供新的可能,“不婚”人数尤其女性增加明显。

人口负增长,我们如何应对?(上海人口数量2022年统计)

形式如此严峻,我们该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

(一)直面人口负增长社会与老龄社会的挑战

人口负增长的到来比预期有所提前,是业已形成的老龄社会的又一常态化人口特征,与该社会形态下人口整体剧烈变动相适应的经济社会条件尚未完备,资源配置、社会保障、健康服务、城乡建设等领域面临巨大转型压力,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代际关系等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创新和提高。

首先,经济社会负担持续加重。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对经济社会负担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家庭、企业、政府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家庭,少儿抚养压力居高不下,老年抚养压力持续上升,家庭呈现小型化、简约化趋势,家庭经济活动人口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倍增;对于企业,人口负增长加剧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和绝对减少,增加劳动力资源稀缺性,推高企业用工成本,企业社会保障缴领失衡加剧,企业运营负担加重,使企业竞争力削弱,以低劳动成本为比较优势的进出口产业受影响更为明显;对于政府,消费型人口占比增加不利于财政收入和国民储蓄率的提高,各类社会保障领取人口占比增加,医疗、养老、救助、照料、福利等方面需求大幅提升,财税体系存在难以为继的风险,影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

其次,宏观经济潜在风险增加。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不断深化不仅通过劳动力市场供给缩减、青壮年消费市场萎缩影响实体经济,而且通过家庭储蓄、养老保险、商业保险等渠道深刻影响资本经济,关涉宏观经济安全。WPP2022中方案预测,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 6.53亿人,比 2021年的8.98亿人净减少2.45亿人,年均缩减845万人。如果产业发展模式不能向技术与资本替代劳动的方向发展,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矛盾会加剧。持续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必然影响青壮年消费市场,如果老年人购买能力不能有效提升,老年人消费量的增加将难以补缺,全社会总消费需求水平降低。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且老年人平均余寿延长,经济产出中用于老年人口消费的份额增加,国民储蓄率下降、老年人口消费率上升,长期累积易引发经济系统性风险。出于个人养老诉求,个人储蓄率中养老资产比例增加,规模不断扩大的金融型养老资产存在保值压力和贬值风险。更多形式资产进入金融系统,金融结构复杂化,监管难度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大。

再次,城乡协调发展难度提升。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已成定势并持续发展,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加剧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城镇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城乡人口差异扩大。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既是参与者也是分享者,城乡人口差异给农村建设、农业生产、农民养老和农民工生产生活等方面带来严峻挑战。随着全国人口负增长区域日渐扩大,人口迁移流动的腾挪空间不断缩小,部分农村地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流失严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城乡协调发展的难度激增。我国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和土地财政等体系建设亟待改革,以适时疏解城乡差距扩大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避免因不协调、不平衡、不公平和不可持续发展引发更多民生问题。

最后,各类社会关系矛盾凸显。社会稳定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人口形势大变局给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和代际关系带来多维冲击。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老年人口群体持续扩大,地位不断提高,话语权增加,权利诉求和社会参与诉求增强。在社会发展主体和管理主体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转变的过程中,老年群体与其他年龄人群之间的社会矛盾凸显,代际利益矛盾增加。同时,如前所述,当下社会的家庭结构正在经历快速转型,家庭应对风险能力较差。当各类矛盾凸显和激化时,社会问题丛生,不利于新型均衡关系的构建与社会和谐发展。

(二)抓住人口负增长社会与老龄社会的机遇

面对繁复的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问题,需立足实际,正确认识,厘清思路,主动适应,积极应对。应充分发掘人口机会,挖掘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充分释放负增长和老龄社会人口红利。

首先,短期内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持续存在,劳动力供给依然丰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的三次“婴儿潮”,年均出生人口分别达到2077万人、2583万人和2206万人,如果以16—59岁统计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在1965—2017年、1978—2034年和1997—2056年演变为三次“劳动力潮”。由于劳动年龄周期长达四十多年,不同“婴儿潮”队列到达劳动力阶段的时间相互重叠,从当前到21世纪中期正处于后两次“劳动力潮”叠加影响之下,短期内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但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三次“婴儿潮”最终将演变为“老年潮”,形成人口老龄化浪潮的三次冲击波,所以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的长期结果必然是劳动力的大规模缩减,时不我待,必须超前认识,早做准备,从现在抓起。

其次,低龄老人社会参与增加。老年人口是发展的压力,也是发展的推动力,其中,低龄老年人是最大的人力资源宝库。WPP2022中方案预测,2035年之前 60—69岁低龄老年人占老年总人口比重均在 50%以上,超过半数老年人是低龄老人。在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综合改善的背景下,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发展共同推动低龄老人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低龄老年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具有更高主动权和话语权,在延迟退休、老年人灵活就业、家庭内部代际互助、老年人志愿活动、老年人互助互帮、老年人社区活动及文体活动等领域日渐活跃,老年人的财富特征日益显现。

再次,教育发展格局拓宽升级。教育结构应适应人口结构进行调整。当前教育资源配置与青少年学龄人口的规模和分布密切相关,但随着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成为基本国情,老年人社会参与主动性提高,老年人口教育需求不断提升,继续教育、退前教育、老年教育、终身学习等老龄教育有更大发展空间。一方面,教育是质量型人口红利成长的关键,目前,我国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更好保障了公民公平受教育机会,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近 53万所,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8.1%,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4%,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7.8%,进入普通高等教育普及阶段,各级教育普及程度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拓宽老年教育渠道,低龄老年人可成为技术创新的又一主力军,在质量型和配置型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间,助推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口红利转变。

最后,家庭政策助力生育率提升。家庭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包括家庭组建(结婚)和家庭扩大(生育),是家庭物质资源、精神资源、人力资源聚焦于下一代组建新家庭和生育的阶段,处于该阶段的家庭越多越有利于生育率的提升。中晚期阶段,包括家庭成长(子女成年)、家庭缩减(子女结婚生育)和家庭结束(死亡)阶段,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倒三角形”的家庭结构使得养老压力增大。这种家庭演进方式,一方面,引起微观家庭成员对于低生育的反思,促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家庭的生育行为;另一方面,引发国家高度重视生育问题,聚焦“一小一中一老”,就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型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生育休假和待遇保障机制,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加强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构建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加强宣传引导和服务管理,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等方面,密集出台或修正与积极生育政策配套的法律、规划、战略、措施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持续发力、精准发力、综合发力,解决家庭生育和养老的急难愁盼,系统性地帮助家庭树立生育信心,以期促进实现适度生育率水平。

人口负增长,我们如何应对?(上海人口数量2022年统计)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的人口转变进程开启于国际人口转变大背景下的特定历史时期,其转变速度之快、完成转变之急均处于全球前列。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结果,符合人口发展规律。死亡率保持低位,长寿化趋势不可改变,生育率和人口迁移成为决定人口负增长态势的关键变量。封闭人口系统中,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伴生并相互强化,而开放人口系统中,移民具有延缓部分地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进程的作用。负增长和老龄化将成为中国人口常态长期不变,并与经济社会要素交织互动,形成错综复杂的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新生的经济社会关系,理性认知、主动适应和积极应对负增长和老龄社会问题是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课题。

第一,辩证认识人口负增长。人口负增长具有递次性和阶段性特征,短期内、小幅度的人口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减少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压力,减少碳排放等环境污染,减少环境移民困境。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符合适度人口要求的人口缩减是提高人均资源利用的重要途径。但是,长期的、大幅度的人口负增长将引发人口总量危机,关乎国家安全。我们要科学预判低生育率陷阱,避免陷入人口恶性减少的危机。

第二,充分发挥大国优势。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形势复杂,盘活和疏通人口国内大循环可在较长时期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回旋空间。在应对负增长和老龄社会问题时,应充分发掘人口潜力,推进人口有序流动迁移和空间合理布局,最大限度开发人口红利。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人口零增长区间,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在区域间实现人口削峰填谷、腾挪有序,可减少地区结构性失业人口规模,助力中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必要时可拓宽国际人才引进通道,以高水平开放吸纳发展所需高素质移民,为中国劳动力蓄水池加注。

第三,警惕出生人口规模危机。育龄妇女规模减小和生育率降低是出生人口规模减小的直接原因。通过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等因素推断,未来中国生育率水平升至适度生育率水平的难度极大,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很可能是常态现象,严重危及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防范持续低生育风险,国家和社会应采取更加积极的生育措施,切实有效地帮助家庭减轻育儿负担,分担生育风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必要的人口条件。

第四,拓展思路发展经济。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发展,人口负增长和老龄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影响是挑战更大。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压力持续加大,生产和消费格局急剧改变,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以创新为驱动,挖掘新机会,开发新动能,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应对不断深化的老龄化,通过改善消费结构,扩大老年服务型消费,推动老龄产业发展,释放老年人生产和消费红利。应对生育率低迷,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有利于减小婚育经济压力,促进生育率回升,弱化低生育率负效应。

人口负增长,我们如何应对?(上海人口数量2022年统计)

文章来源:原新教授 范文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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